每个民族均有其自身的传统文化，同时也会或多或少、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同外来文化之间总会发生碰撞、争讦乃至相互吸收、直至融合。历史上当外来文化冲击本土文化，遭受到本土文化强有力的压制、排斥，进而销声匿迹，或者外来文化借助强力冲击传统文化，并进而消灭传统文化这两种极端的例子也绝非绝无仅有，但更多的情形则是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不断相互斗争、相互影响、相互适应，乃至相互吸收对方营养、改变自身内容、走向相互融合的道路，从而将外来文化改造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甚至取代传统文化的地位。成为新的历史阶段传统文化的主流。这就呈现出人类文化多元化的丰富多彩的面貌。 

　　佛教作为印度本土的传统文化，在公元一世纪和公元七世纪分别东传至当时中国的东汉王朝和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佛教在东传的过程中，所传播的对象均是有着强大中央集权和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国度，那么，佛教在这两大中央集权中所产生的影响又何以显现出巨大的差异？ 

　　为论述的方便起见，我们仅从复杂的文化现象中选择汉地"准"宗教--道教同佛教的传入起至南北朝间约500年间的争讦和吐蕃本教与佛教约300年的斗争来予以考察。 

　　　　　　　　　　　　　　　一

　　佛教于公元一世纪传入东汉时，中华大地已经周、秦、西汉中央王权制达数世纪之久，特别是经过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之后，儒、墨、道、法、兵、名、农诸家学说已各成体系，中华文化蔚为大观。但至西汉武帝及其后历届帝王，虽言以崇儒为首，但此时阴阳五行，占风望角卜星，谶讳之说盛行，各种"道术"遍天下。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在东汉初年诞生。 

　　道教虽奉道家创始人老聃为开山鼻祖，尊其为"元始天尊"，以《道德经》为圭皋，但初时的道教实为民间信仰的集成。它以道家黄老学说为核心，揉合易学、阴阳五行，中国传统天命思想，巫术占卜以及儒家伦理观念，吸收当时的天文学、医药学、养生学等自然科学成果拼凑而成。可以说，道教是汉地各种文化思潮蕴育而成的仅有的一种本土的"准"宗教。 

　　本教的产生由于历史文献的缺乏，其年代已无从考证。但大致可以肯定在佛教传入吐蕃之前已在吐蕃盛行数世纪之久。在佛教传入吐蕃之前，它无疑是吐蕃政治文化的核心。这由以下两点可以佐证：其一，藏区最古老的象雄文化是与本教的教义和仪式紧密相联的；其二，佛教传入吐蕃之后，反对佛教的最大和唯一的势力便是本教和王室贵族势力。 

　　佛教传入汉地和吐蕃之后，便随之爆发了佛道之辩和佛本之争。但两者的性质和形式有诸多不同之处：第一，在汉地，佛道之辩在道教兴起、佛教传入约三个世纪后的南北朝时期才趋公开化、激烈化，而在吐蕃，佛本之争在佛教传入之初即达白热化；第二，汉地佛道之辩基本上限于二教之间，虽间或有僧、道者争取王权的支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王室是以超脱者的身份对二教优劣予以仲裁。而吐蕃的佛本之争则直接关系到王室与贵族的权利与地位；第三，汉地的佛道之争几乎全部控制在儒家学说的占统治地位的前提之下，虽间或有个别帝王以佛治国，但儒家伦理在国家和民众心目中从未从根本上削弱其统治地位。而吐蕃的佛本之争不仅是权利之争，而且是统治学说和伦理乃至法律之争；第四，当时的汉地王朝已经进入到高度封建化时代，而吐蕃王朝则处在奴隶制的鼎盛时期。 

　                          二 

　　尽管汉地的佛道之辩与吐蕃的佛本之争有上述诸多不同之处，但二者却有着极其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而为我们研究人类文化现象，特别是研究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汉地佛教初传之际未能同道教发生直接冲突，主要原因在于佛教初传之际，中土各种"道术"盛行，佛教也被人们误解为"道术"之一种，而西域僧人为传教之需要，也迎合汉地悠久的传统文化，自称"道人"，形成僧道不分的局面。而初期的道教则是民间宗教，并且由于作为其原初形态的五斗米道和太平米道，一为在汉中割据的民间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一为动摇东汉政权的黄巾军核心组织，均受到皇室政权的压制，故而未能和佛教发生直接冲突。至魏晋南北朝，道教经葛洪、寇谦之、陶洪景诸人的改造，逐渐成为贵族宗教。而此时的佛教，虽有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但更有梁武帝的崇佛和北魏文成帝、北周宣帝、静帝的兴佛。由此出现佛、道同王权争宠、进而相互诋毁、抨击的情形。佛道之辩及至南北朝时出现高潮。

　　在佛道之辩中，有两个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其一为"夷夏之辩"。在此争论中，道教徒理所当然的认为道教为华夏学术传承，而佛教则为边远夷狄之地所传，故为华夏君子所不齿。其二则争论佛、道产生孰先孰后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双方（特别是道教徒）不惜伪造历史。最为著名的是西晋道士王浮伪造《老子化胡经》，言老子出关之后，西涉流沙，入天竺（古印度）从事传教，化异胡人，释迦牟尼实为其后世弟子，云云。而佛教徒则根据历史常识，指出此系胡编乱造，虚妄可笑。同时，佛教教徒利用佛典浩瀚，道教徒急于在经典数量上同佛教一比高低，大肆伪造经典的心理，不遗余力地揭露道教经典的伪造、篡改和晚出。如周甄鸾在《笑道论》中就指出道教《黄庭元阳经》是汉代张陵编造，《灵宝经》乃三国吴时始出，《上清经》为晋时葛玄造，齐宋时才流行，《三皇经》为鲍静造，鲍静还因伪造经书之事败露而被诛杀。他还指出，道士大肆篡改佛经为道经，将《法华经》改为《灵宝妙经》并且"自余道作皆窃佛经"。

　　南北朝时期佛道争相攻讦，但争论的结果却以二教合流、融合儒、释、道三教合一占主导地位。或云儒佛二教"殊途而同归"，或云"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感而遂通，达迹成导"。或云"道则佛也，佛则道也。"

　　以佛道之辩为核心内容，后人陆续编成《弘明集》、《广弘明集》、《古今佛道论衡》、《续古今佛道论衡》四集，形成中国文化史上一饶有趣味的特殊文化现象。其争辩之余音渺渺，响至千年。但自南北朝而后，"三教合一"成为识见主流，以儒家学说不可动摇之主宰的基本格局不曾更改，而汉地中国化之后的佛教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儒教和道教一起，在中国文化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现在我们看一看公元七世纪初至公元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的佛本之争。

　　吐蕃的佛本之争始于松赞干布即赞普位之后。松赞干布先后同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尺尊公主联姻，两位公主各自从家乡带来一尊佛像到吐蕃，标志着吐蕃佛教的正式传入。佛教传入之初，即遭到到本教徒的强烈反对，有些本教徒还擅改佛经为本经，松赞干布遂下令凡是私改佛经为本经的人要处以死刑。松赞干布即位时，吐蕃开始了初期的佛经翻译。因而，松赞干布时代本教和佛教的对抗以佛教略占优势而告终。

　　松赞干布死后，本教势力大有抬头，文成公主带去的释迦牟尼像埋在地下有两代人之久。至公元八世纪初中叶，赤德祖赞（公元704-755年在赞普位）即位后，大兴佛法。710年，赤德祖赞从唐朝迎娶金城公主，汉地佛教和汉僧再度回到吐蕃。赤德祖赞还收留了由于阗，中亚和新疆一带逃亡吐蕃的西域僧人，引起贵族和本教徒的不满，终于在739年以吐蕃天花瘟疫流行为由将这些僧人驱逐出境。

　　>>>>未完待续